我在西藏大学工作记忆点滴——谨以此文纪念雍丕同志逝世40周年

韩 侠

今年是雍丕同志逝世40周年，也是西藏综合性大学一一西藏大学正式挂牌成立40周年。每当翻开泛黄的工作笔记，雍丕同志的音容笑貌便浮现在眼前。他在高原上踏出的每一步脚印，在我心中种下的每一粒火种，都化作永不熄灭的光，照亮着我的人生之路。

（一）初识雍丕

1983年9月，我从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，与其他25名同学踏上了西藏这块神秘的土地。10月底，我接到自治区教育厅分配通知，让我到西藏大学筹备组报到。11月11日，我到设在西藏师范学院的西藏大学筹备组报到，接待我的是筹备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次旺俊美。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身材高挑、面容清瘦、举止干练、眼神精明，而他那一口纯正的普通话更是让人悦耳动听。

次旺俊美待人十分热情，他介绍说：“西藏大学筹备组组长是自治区政府主席多杰才旦，雍丕是筹备组常务副组长，不久还有一位北京大学西语系副书记刘宝珍从北京来任副组长。我是西藏师范学院语文系主任，也任筹备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。”他建议我先休息几天，购置些生活必需品，待一切安排妥当后再正式投入工作。

11月14日是星期一，我准时来上班。筹备组在西藏师范学院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，三张旧桌子拼在一起，成为我们最初的工作阵地。这里承载着胡耀邦同志1980年视察西藏时的殷切嘱托——要在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时，建起一所综合性大学。为加快筹备进度，自治区决定在西藏师范学院的基础上，筹备西藏大学。

11月17日，筹备组召开第一次碰头会，听取西藏师范学院领导的汇报，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常务副组长雍丕。他径直向我走来，一边与我握手，一边亲切地问：“你是小韩同志吧，怎么样？安顿好了吗？”我十分惶恐，急忙回答：“是的，谢谢组长关心，在次旺俊美主任的帮助下已全部安排好了！”他点头示意我坐下说话，随后与我拉起家常。

我放松紧张情绪，仔细打量起这位我长这么大遇到的最大领导：他中等个子，国字脸泛着高原特有的红晕，双眼皮下的眼睛明亮深邃。若不是他用流利的藏语和同事打招呼，很难将这位儒雅的知识分子与藏族干部联系起来。

会议开始，我担任会议记录。我偶尔抬头去看雍丕组长，见他专注地听着西藏师范学院几位院领导的汇报，他手中的笔在笔记本上沙沙记录，窗外的阳光斜斜地洒在他肩头，勾勒出一个令人安心的轮廓。

（二）雍丕家事

与雍丕组长相处渐渐熟稔，对他及家庭情况也逐渐清晰。原来这位总是沉稳微笑的领导，有着波澜壮阔的前半生。

1927年，雍丕出生在甘孜州巴塘县夏邛镇的贫苦家庭。上有哥姐，下有弟妹，他排行老三。由于家庭贫困，无田地无房屋，他的小妹妹3岁时因贫病夭折。无奈之下，他的父亲带着他和姐姐去理塘打零工，两年后，雍丕的父亲在理塘患心脏病去世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家里粮食断顿，房东也来催租，他的母亲求人帮忙，让雍丕去当兵换取银元度日——12岁的他含泪在县保安团穿上了国民党军装，独自开始在乱世中漂泊。县长见他长得只有枪杆子高，但十分乖巧机灵，就留到自己身边当勤务员。后来还让他去附近的学校，学点文化，更好服务。少年雍丕读书期间，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，一边加入巴塘平措旺杰组织的“星火社”，开展反封建、反帝国主义宣传活动。在一次学生运动中，他被捕入狱，乘看守不备，他和一同被捕的格桑越狱逃跑，在组织的接应下来到北平。这段被捕经历成为他在“文革”中，被打成“历史反革命”的一条罪状，也因此蒙冤十年，吃尽苦头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，组织推荐他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就读。1950年的一天下午，正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习的雍丕，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，告他晚饭后在寝室不要走开，有重要事情去办。吃过晚饭，班主任安排他和另外两个藏族同学坐上一辆吉普车（未告知目的地，他们也不敢问）。车开了好长时间，停在了中南海西花厅。他们下车后，周恩来总理从屋里出来，热情地与他们三人握手，带他们进入会客室。

待雍丕他们坐下，周总理和蔼可亲地与他们攀谈起家庭、生活、学业，让局促不安的三位学生彻底放松下来。接着周总理话锋一转，说中央要解放西藏，砸烂旧社会，统一新中国，急需懂藏汉语的民族干部，问他们三人能不能为解放西藏放弃学业，跟随十八军进藏？三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当即表态，愿意服从组织安排。

就这样，他们背上行李，告别学校，前往四川，到即将进藏的十八军指挥部报到，留到军部做翻译工作。十八军胜利到达拉萨后，雍丕先是被安排在当雄机场工作，随后又转到江孜分工委，担任公安处处长，主要抓反叛和反间谍工作。1957年雍丕担任江孜工委专员，1963年3月成立江孜专署，他升任专署专员。

雍丕捧着由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签发的江孜专署专员任命书，13年前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的音容笑貌不断浮现眼前，他热泪盈眶，默默发誓：决不辜负周总理的殷殷嘱托，为建设新西藏鞠躬尽瘁。

雍丕有一位贤惠漂亮的妻子，还有三女二男5个孩子，家庭幸福美满。一次我陪雍丕在他家喝甜茶，我好奇地问他是如何与李阿姨走到一起的。聊起李阿姨，他满脸幸福，仿佛回到当年。

1954年10月，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来到上海，雍丕担任西藏代表团团长。当上海负责接待的领导知道这位年轻帅气的藏族小伙还是单身时，就热心当起了红娘，说这里有好几位姑娘也是单身，随后拿来4张年轻姑娘的照片，让他挑选。开始他以为是开玩笑，后来才知道汉族同志是真心关心自己，又不好意思拒绝，只好说想看看她们写的字，再作决定。未见人面只看字，冥冥中他选择了其中一位姑娘，就是后来伴他终身的妻子——李良芳。

领导找李良芳谈话，问她是否愿意与这位藏族小伙相处相恋？李良芳感觉雍丕面容和蔼、帅气十足，且又是组织上介绍的，就答应了与他相处，不久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。

李良芳是上海宝山人，当时在上海市人民政府交际处工作。结婚后于1956年春随雍丕进藏，来到江孜。之后一直跟随雍丕左右，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藏语，成为他的贤内助、家庭的顶梁柱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雍丕被打成“历史反革命”，不断被造反派揪去批斗。李良芳为让丈夫在批斗时减少小便次数，就用酥油茶揉糌粑吃，尽量不让他喝茶。一早目送他出去，下午在门口接他进屋。雍丕感觉天天这样被批斗，不让工作，不发工资，无休无止，不知何时是尽头。几乎崩溃的他，一天拉着妻子的手说：“为了尚未长大的孩子们，咱俩离婚吧。”李良芳含泪拒绝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就是为了孩子，我们才不能离婚，孩子们不能没有父亲，我也不能没有丈夫。大不了我跟着你回老家巴塘放牛种地，我还会踩缝纫机，生活再苦我们也要在一起，我们一定能挺过去，把孩子们拉扯大。”

妻子李良芳不离不弃的陪伴，5个子女的绕膝相拥，成为雍丕的精神支柱。每当他被批斗回到家，孩子们喊着“爸爸”朝他奔来，总会围着他端水端饭、帮他脱衣捶背。看着身边天真可爱的孩子，更坚定了他生活下去的勇气。

谈起孩子他更是感慨，特别是说起大女儿雍丽时，眼眶里的泪打着转。他说雍丽自小就有军人情结，盼望长大去当兵，憧憬当一名头戴红五星、身穿绿军装，飒爽英姿的女兵。1976年底，部队招兵，雍丽兴高采烈去报名，多次体检都完全合格，但政审时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一直未能落实，被卡了下来。雍丽回家后大哭一场，有好几天茶饭不思，躲在屋里不愿见人。

1977年恢复高考，雍丽高考成绩过线，政审时雍丕的历史问题又成为一道不可逾越的坎。正在一筹莫展时，中央派来西藏的工作组彻底澄清了雍丕的不白之冤，雍丽才得以迈进大学的校门。他深深地舒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唉！我愧对妻子，也愧对孩子们，是我连累了他们，让他们吃了那么多苦！”

（三）往事追忆

1983年西藏大学筹备组成立，自治区党委、政府高度重视，在全区地厅级正职干部中进行筛选，只有雍丕的履历，符合筹备西藏大学的要求。雍丕50多岁、十三级干部，曾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，有几十年地方工作经历，还在自治区交通厅担任过副厅长，“文革”被下放八一农场劳改十年，彼时又担任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兼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职务，丰富的阅历，完全能够胜任两年内成立西藏大学的重任。雍丕肩负重托，走马上任。

在西藏大学筹建的日子里，雍丕像一株深深扎根高原的红柳，用全部心血浇灌着这所新生的学府。

1984年春节，那碗热气腾腾的汤圆，让我至今难忘。早晨八点，我和刚从昌都调来拉萨的司机次仁多吉，来到他在自治区交通厅的宿舍，当敲开雍丕家的门时，李良芳阿姨笑着端出刚出锅的汤圆，让我和次仁多吉吃。氤氲热气中，雍丕说：“今天是春节，阖家团圆，把这里当成你俩的家，祝大家扎西德勒！吃完饭咱们去学校，看看老师们，给他们去拜年。”

那一天，我陪雍丕组长走遍了校园每一户人家。雍丕握着援藏教师的手嘘寒问暖，走进藏族教职工的家互致祝福，蹲在地上和藏族孩子说笑话。一直到中午慰问结束，他瘫坐在车里，累得连眼睛都睁不开，嘴角却还挂着满意的微笑。

杨永富是部队转业军人，在学校后勤处工作，兢兢业业，勤勤恳恳。妻子是家庭妇女，上有父母在四川农村艰难度日，下有四个子女尚未成家，他儿子患急性肾炎危在旦夕，必须转院到内地治疗，需要巨额费用。我永远记得，面对杨永富的处境，雍丕在办公室踱步的身影。他一方面安排先把孩子转到内地医院，一方面亲自奋笔，连夜写好经费申请报告，字迹因为着急而略显潦草。他对我说：“小韩，把报告誊写一遍给我，孩子的命等不起呀。”他带着我誊写好的报告，跑遍了各个部门，当批文下来的那一刻，这个铁打的汉子眼眶湿润了。

雍丕不慎脚扭骨折，医生让他卧床不能下地。他只休息了一天，就打着石膏拄着双拐，坚持上班听取各系领导汇报。石膏裹着的右腿高高架起，双拐支在简陋的办公桌旁，尽管岁月已轮回四十个春秋，但这一幕仍不时在我眼前闪现。他说“时间紧、头绪多，不干难以完成党委、政府的任务，西藏大学就不能按时挂牌”，这些话语至今言犹在耳。

他对我的教诲，更是刻进了骨子里。我给西藏日报写的每一篇报道，他都一字一句进行修改，就连用错的标点都不放过，对文章中一些提法，如“端掉大锅饭”“教育改革深水区”的表述是否合适，与我进行平等讨论，让我受益匪浅。

记得一次我从书店买了一套4册的《十国春秋》回到学校，正好迎面碰上雍丕。他笑容可掬，问我买的什么书？我递给他看。他说：“你看后也借我看看。”我说：“您先看，您读后我读。”一段时间后，他叫我去他家取书，说书已读完了还我。他对我说《十国春秋》这书值得一读，“人物刻画鲜活，战争描写具有史诗感，以文学笔法激活了乱世群象”，并让我读后与他共同交流探讨。我说：“您这么忙还读这历史书，实在难得。”他说：“书到用时方恨少，不读书会落伍的。”

一天雍丕叫我去他办公室，安排我到语文系、政治系、数理系、艺术系，有选择地听课，以及听取师生对课程设计、如何改进、教师教学的反映。带着这些问题，我听了一个多月课，回到办公室给他汇报。当汇报到有些汉族学生不想学藏文、要求取消这门课时，他批评我：“虽然是部分学生的问题，但也看出你也有这样的思想。”他循循善诱，从十八军进藏、百万农奴翻身解放，到建设西藏、西藏百姓富裕幸福，讲学藏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。他的教导，让我心悦诚服，也对他的胸怀视野有了进一步了解。

西藏大学成立，雍丕担任学校党委书记。我几次要求到新成立的西藏大学政治历史系任教，走专业教学之路，他一直不置可否，说让我在行政岗位上发挥作用。一天我到他家送材料，以为他不在家，他二女儿莎珍在家，我让莎珍给她爸求个情，同意让我去系里任教。正在说话时，雍丕从卧室出来，与我打招呼，让我顿感手足无措。隔了几天，他与次旺俊美、刘宝珍、席潮海几位校领导碰头，同意我去任教。雍丕对我说：“小韩，你先去系里教学一线锻炼锻炼，真正成为教育战线的行家里手，以后还有大用。”

（四）永别雍丕

1985年7月，我到内地出差，临行前去他家告别，他去内地开会了，没有见到。出差回到拉萨，我刚到学校，司机次仁多吉就来我家，神情沉重地告诉我：“雍丕书记肺癌晚期，生命垂危，住在自治区医院干部病房。”我如五雷轰顶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——怎么可能，两个月未见，他就遭此不幸？我顾不上高原反应，急忙在次仁多吉的陪同下赶往自治区医院探望。

在病房门口，碰到雍丕的爱人李良芳阿姨和大女儿雍丽。李良芳阿姨对我说：“小韩，进去后千万不要过分伤感，更不能掉泪，他还不知道自己的病情。”我点点头，跟着雍丽进入病房。

雍丕书记强忍疲惫的身躯，坐了起来，拉着我的手，有气无力但很亲切地问我：“小韩，从内地回来了，有没有高原反应？要多注意休息。你父母身体还好吧？”我一一回答，还谈了些其他话，扶他躺下休息，然后走出病房。我五味杂陈，含泪而去。我刚离开病房，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，专门到医院探视雍丕，雍丕握着领导的手，欣慰地说：“我没有辜负组织的重托，完成了成立西藏大学的任务，终于能放心地休息了！”第三天传来他逝世的消息，幸亏我还去医院见了雍丕书记最后一面。几十年后，我在上海见到雍丕的女儿雍丽，谈起这一幕，仍唏嘘不已。

春去春又来，西藏大学红柳树的年轮转了40圈，始终微笑着面对高原的风雪酷寒，这种彰显生命力的品格，正是雍丕一生的真实写照。四十年后的今天，西藏大学也成为国家“211工程”重点建设大学、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、部区合建高校。面对这些，我总会想起那个拄着双拐的身影，想起那年春节他慰问教职工的笑容，想起他亲自为杨永富写经费申请报告时的认真模样。他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忠诚，什么是奉献，什么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。

（韩侠：山西省外高校校友联合会会长）